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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和西医的百年战“疫”

作者:admin      来源:admin      发布时间:2020-07-07

文 | 虫二

双黄连的药效还没执行,网上现已卖到断货,北京中医药管理局、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的联合背书,让中成药在2003年的洁尔阴之后又火了一把。

加缪说过,疫病“是一个狡猾、坚强不退的敌人,它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组织者”,人类很难占到优势,特别在现代医疗体系树立之前。

合信在《西医略论》中总结了3条阅历:

1、病之感染于人,盖因病者屎溺污及衣服,坐卧处邪气沾人;

2、不令患者集合一处,避免感染;

3、疫者身后,房内宜烧甘松、硫磺、苍术等物,以避疫气,数月后方可居住;

明朝闻名科学家方以智在《物理小识》中介绍了两条。

1、时气一行,阖门相染,以草绳度患者之户,屈而结之于壁,则一家不染;

2、入疫家,以麻油涂鼻中,既出以纸燃取嚏,则不染;

合信算是我国最早也最有影响的西医,1847年10月他在广州兴办惠爱医院,体系性发布了多本专著,是医学领域“西风东渐”的代表人物。至于方以智,学贯中西,常识储藏牛到什么程度,略微学过前史的都知道。

合信的首要作品

两位宗师在时刻上有代差,但他们的防疫手法都是极一般的办法,合信的遣词造句还能窥见显着的中医影响,特别用了很多“气”字,这与国人“六气为病,乃中医最精之学”的认知较为挨近。

疫病大多伴有发热症状,合信以为“热病初起,汗不出宜用逼汗法”,具体办法是“热水浸脚”或以“被褥数层裹身出汗”,如果是内热,就用巴豆油、水银散、大黄等药物催吐,如果是头热,就用“冰块按头顶”,以“冷水浇身”,以“酸醋水洗身”等等。

这些观念很有代表性,但中医并不认同,清人唐宗海在《医经精义》一书中就辩驳,“西医见热病,即以冰置胸前,外被冰阻,热反内攻,为热毒伏心而死,现下香港疫症,为西医十治十死,皆此之故也。”

近代名医陈存仁也自曝过弃西医改学中医的阅历:

“在南洋医科大学苦读一年,对医学根底渐有知道,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伤寒症,就请大学中一位教师医治,但是西医治伤寒并无对症药物,仅仅要我静卧四星期,吃葡萄糖和维他命C罢了,不料病势越来越严峻,后来家人力劝就诊于孟河丁甘仁先生,只连服了5天中药,热度居然退清了。”

我国历代医书对解毒防疫之法多有记载,如《素问》的小金丹方,《肘后方》的屠苏酒、岁旦饮,《千金翼方》的太乙神明丸,《外台秘要》的断瘟疫硃蜜丸等。

由此可知,在尚无特效药的年代,中医的阅历主义和民间验方对症状的遏止有时还胜过西医,这是实际。

如晚清名医陈虬在《瘟疫霍乱答问》一书说到桃叶、石榴皮、马齿苋、川椒、苦参、小蓝、穿山甲、獭肉、地龙、水银、雄黄等等都是很好的灭菌药。

其实不少存在毒副效果,有些现在被证明与武汉华南海鲜商场的新冠病毒有染。

1911年东北鼠疫时也有中医献上验方,得到官方嘉纳,说是“用红纸捻照前后心窝,见有红点,即用针刺破,挑出肉内红筋,可保无事。”

从防疫上说,中医的“五行”、“六气”、“阴阳”等理论,相对形而上学,被证明不易在公共卫生层面落地实施。

从医治上说,技术进步使人类知道了病毒和细菌,对疫病患者的救治开端构成完好的科学体系。

中医对细菌和微生物并非全无了解,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《格致汇编》在1881年宣布过一篇名为“人与微生物争战论”的文章,称“西医言猪肉内多有小微虫,人食其肉体,内亦生此虫”,但与列文虎克或巴斯德的科学证明不同,常常有特别本土化的解读。

例如章太炎由于《庄子 齐物论》中有一句“乐出虚,蒸成菌”,便判定“夫人心之乐,发于空无,而能蒸成有形之菌”,实践庄子是一种哲学语境,外表咏物,实则写人,泛指实际国际的改变无常,玄幻不真。

章太炎将其具像为一种我国人能了解的学术概念,从而打开推论“微生菌者,远西近代所发明也,旧时只言微生虫,则中土亦有之,按诸书言五尸者,尸即虫也”。

这个考据很牛,但显着是志怪小说看多了。

1921年国民政府在名医余云岫等人推进下经过“废止旧医以清扫医事卫生之妨碍”提案,企图以行政力气废止中医,其间最底子的一条论据便是中医的“阴阳、五行、六气、脏腑、经脉,皆凭臆造,全非合实”,依照余云岫的说法,中医“以为疾病之原,皆由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气而来,此皆天真年代之言辞”。

中医对此采纳三种回应形式。

闻名的温病学派就以为“西医不言气化,以感染病为瘟疫,不知气候为病,亦能感染,如风热咳嗽,其气由鼻入肺,病气相传,西人误以为肺疫,不知风能生虫,乃气化之常理,风去虫自绝,风不去则久咳成痨,此非地气为病不能杀人”。

身世同盟会的名医杨则民对舶来文明有必定触摸,在所著《潜庵医话》中,就着重西医的细菌与中医“湿”的概念有共通之处。

“西医好言细菌,而中医好言湿,湿与细菌实有相似之处焉,…中医概以利湿清热毒之剂治之,西医细菌以显微镜知之,…是由细菌与湿,殆有适当之联系也”。

表现出来便是物化技术进步,“病菌之说,必有打倒之一日,而六气之论,无时焉可破者也。”把解剖视为奇伎淫巧,“西医视人如器物,纵解剖极细,何能攸往皆宜哉”?否定显微镜等器械的效果,“镜能显微,不能穷变,剖视脏腑,已非原相”。

医学评论家陆士谔以为,“凡是一种学术,必有其依据地,必有其立脚点,此点一点点不能姑息,一点点不能通融,倘若必以姑息西医学说勾入时,立案证明,满纸发炎细菌,则依据尽失,立脚毫无”,这代表了不少人的观念。

名医恽铁樵也觉得,“中医一旦研讨细菌,势必要连带研讨血清打针,公然实在做到,已是彻底西医,无复国医本来面目”,后来傅斯年挖苦中医变革“改无可改”,原因在此。

戈是老报人,爱国记者,九一八后曾冒死深化沈阳北大营揭穿日军侵华本相,深受国人敬爱,彼时他拜访苏联归来,身体不适,入住虹桥医院,医师黄秉琦、梁福莲初诊是疟疾,复诊为盲肠炎,交医师董某手术,耗时仅1小时,状况达观,但尔后病况忽然恶化,宣告不治。

死因错综复杂,但戈素信西医,临终仍嘱老友邹韬奋,“把遗体交医院解剖,供医学研讨”,由此引发了中西医的剧烈论争。

西医程翰章解剖发现戈氏死于7种败血症病菌和18种并发症,中医陆士谔以为这个定论“云中捉月,水中望月”,坚称此病“便是咱们中医之暴感风寒,怎么会死,就使不延医服药,煎一二付午时茶,吃了也会好的”。

由于其时人类对疾病的知道极为有限,两边皆无实在论据,所谓争辩实践上是根据不同常识体系,驴唇不对马嘴的隔空互喷。

发作这种状况,与我国人的思维办法也有必定联系,学者钱穆曾说,“太笼统的偏于逻辑的思维和理论,在我国不甚开展,我国人常在活的直接的亲身阅历里去领会”。

这当然对中医有利,由于中医本质上是阅历和效方的总结和提高,但争持很快超出医学领域,连大众人物都不得不出来站队。

民国元老于右任就笃信中医,声称“我终身都看中医吃中药”,史学家陈寅恪则说,“甘愿让西医治死,也不肯让中医看病”。

对中药的情绪也趋向极点,明人张介宾的《景岳全书》说到福建香茶饼的成分包含沉香、白檀、儿茶、粉草、麝香、龙脑等,口含有防疫效果,西医也觉得或许“比口罩更便利而有用”,而闻名的洋务派人物吴汝纶彻底否定,坚称“中医之不如西医,…故景岳诸书,尽可付之一炬。”

晚清学者丁福保编纂《丁氏医学从书》时,曾建立一条规范,“凡古方之可用者则存之,以保国粹,凡西药之能够中药相代者,则代之,如不得已之时,非西药不能见效者,则不得不必一两种以补中药之所缺乏也。”

这被视为中医牵强接收西医的肇始。

坚决的恽铁樵也看到中医的硬伤,便是中药处方常能发挥奇效,但由于无法科学论述效果机理,只能停留在验方的阶段,不能上升为体系理论。

清末民初,剑桥结业的南洋华裔伍连德用西式检疫准则和西药消除了形成5万多人逝世的东北鼠疫,终究发明了一个中西医交融的关键。

后来的闻名中医张赞臣在总结阅历时清晰供认,“此病为祸最烈,应以防备为主,如果感染,尤宜以西药施治,旧有方论,存之以备参阅可也。”

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使华,他和帮手斯当东一边看到大部分清朝民众面黄肌瘦,衣冠楚楚,一边也注意到天津市郊松林间的坟茔,“把死者安葬在距住所适当远的当地,比欧洲人慎重,欧洲人把死者安葬在城市中心,简单堕落感染,也不卫生”。

相比之下,欧洲自中世纪以来一向脏乱差,BBC纪录片《龌龊的城市》就描绘了其时的伦敦,由于公厕很少,我们都习惯了在街上便利,每个清洁工一天要运出6吨“翔”,BBC为了测验这个工作量,从前“人工”了1吨出来,成果我们光是看看就溃散了。​

清末刊物《格致汇编》也说到,“英国大镇名立发埔,暗沟不通,臭恶之气甚多,每年因而死者万余人”。

反倒是中式公共卫生体系独具特色,特别是城市给排水体系抢先全球,汉代长安城方圆36公里比同期罗马大4倍,各种明沟暗渠总长超越35公里,并建有昆明池调蓄雨水,唐律规则“穿垣出污秽者,杖六十,出水者,勿论”,极为注重粪便和日子废物的处理,宋代汴梁的地下管网更是兴旺,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说到,“京师水沟极深广,亡命多匿其间,名曰无忧洞”。

但这套体系到庚子国难的时分已然衰落,刘半农从前采访过晚清名妓赛金花,后者回想:“北京的大街那时太腌臜了,满街屎尿无人管。洋人最是嫌腻这个,便下了个指令,叫住户各自清扫门前的一段,倘有一点污秽,查出来是先打后罚,他们这种办法当然太凶猛些,但是北京的大街却赖以洁净了许多。”

至于一般老百姓倒觉得这是苦役,《仲芳氏笔记》就有这么一段记载,“各国界内禁绝在沿街出恭,……偶有在街上出恭,一经洋人遇见各样暴打,近来受此侮辱者不行计数。”

这也是近代我国疫病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,学徒身世的医学家范行准就指出, 近代我国人仅有消沉的个人卫生思维,而没有活跃的公共卫生思维, 可谓言必有中。

所幸中医及时跟上了年代,一个显着的迹象是中医语境的革命性改变。

1924年张锡纯写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,说到樟脑的成效,“通活周身血脉,尤善消除毒菌”,前半句是典型的中医术语,后半句便是洋为中用了。陈邦贤编纂的《新本草备要》是一本中医作品,但在“黄连”条目下,释文为“对细菌有抗生效果”,要知道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写的是“降火燥湿”,《丁氏医学丛书》是“健胃止泻”,虽是一句之差,但其间况味现已大不相同。

以往中医排挤西医倡议的检疫阻隔,后来也逐步认同。

恽铁樵从前以为,“西国之办法,炎肿则消炎,有菌则灭菌,感染则讲阻隔,讲清洁,但其愈病成分甚少,大都成果不良。”

罗燮元乃至进犯阻隔准则“惨绝人寰”,“中医关于大疫,从初起到严峻,历代都有成方,又何须如西医之手忙足乱,检之验之,阻隔之,聚物于室而焚毁之,乃至有隔绝交通,制止交游,……非西人过于迷信科学之过耶?”

这些妙论放在疫情暴虐,多地封城的今日简直是笑料。

当然局势比人强,1935年中医黄国材总结防备感染病的阅历时,就不再提什么天人感应了,仅仅总结了三条。

一是保持健康,这能够了解为增强个人抵抗力;

二是严行清洁,凡是水沟厕所,撒入石灰,杀灭臭虫,扑灭鼠族,患者卧室,宜用硫磺,闭门久薰,用过衣物,沸水洗刷等;

三是设感染病收留医治所,凡有传统病之疑者,均令送入医治。

钱穆说过,“东西文明孰得孰失,孰优孰劣,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我国人,余之终身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”。

2010年,有人曾把相似的难题抛给钟南山,他的答复适当得当,“我不喜欢讲中西医结合,由于很难结合,但中西医能够并重开展”,这大概是公允之论了。

屠呦呦从葛洪《肘后方》“青蒿一握,以水二升渍,绞取汁,尽服之”的记载研讨出解救2亿人的青蒿素,现已证明了中医走出虚无缥缈的形而上学国际所能发生的惊人潜力。

​对大众来说,能看病的便是良医,能救人的便是好药,能把口罩分给最需求医院的,便是好红十字会。